有不少朋友想做翻譯,又不了解情況,經常會問我關于翻譯的問題:翻譯好不好做,會不會有什么困難,等等。我雖然最近幾年沒有翻譯過書了,但基于之前積攢的經驗,還是可以給出明確建議:翻譯難做。
這條建議時常會遇到質疑。許多朋友會說:我雖然沒有做過翻譯,但我看英文沒啥問題。翻譯,不就是看懂英文轉換成中文嘛。為什么你說那么難?
這么說的人,往往沒有譯者體驗,只有讀者體驗,所以翻譯無非是讓讀者從“讀原文”變成“讀譯文”。如果真的當過譯者,翻譯還真不是那么簡單的事情。起碼,下面幾大困難是任何譯者都躲不掉的。
一支筆畫不出百樣色彩
即便譯者傾盡全力,徹底理解了原文,仍然會讓讀者不滿意,因為譯文剝奪了讀者的“解釋權”。
什么是讀者的解釋權?簡單說,就是“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漢姆雷特”。原文里怎么寫的,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和想象,大家都有按照自己的體驗、經驗、想象去理解原文的權利。
譯者卻不同,譯者首先是讀者,他對原文當然有自己的理解,這是作讀者的權利。另一方面,譯文的那“一千個讀者”仍然期望看到一千個漢姆雷特。然而這時候,譯者的理解已經熔鑄在翻譯里,印刻在譯文中,針對原文的眾多解釋和想象就此消失了。挑剔的讀者,尤其是能讀原文的讀者,往往會感到不滿意。
仍然舉上面那段“傳輸數(shù)據(jù)”的文本的例子。在我看來,可能產生誤解的根源在于原作者舉例時不夠仔細。如果我是作者,我不會說“完整交互總共需要傳輸100K的數(shù)據(jù),目前已經傳輸了50K,所以要關心的只有50K數(shù)據(jù)”,而是改為“完整交互總共需要傳輸100K的數(shù)據(jù),目前已經傳輸了60K,所以要關心的只有40K數(shù)據(jù)”,避免出現(xiàn)誤解。
但只有身為作者,這種改動才可以理直氣壯,譯者沒有百分百的理由和權利去修改原文。對這樣的修改,許多讀者并不買賬,因為它“不忠于原文”。
我在講翻譯時曾寫過,英文里的許多a其實只是語法需要,一律翻譯成“一個”反而顯得累贅。比如“每個地方都有一位負責的人,一個縣應當有一位縣長,一個市應當有一位市長,一個省應當有一位省長”就很累贅,地道的說法是“每個地方都有個負責人,縣有縣長,市有市長,省有省長”。
覺得沒問題,對吧?我們看看更復雜的例子:“他好像一個獨翼的天使,矗立在一張門前,死死盯住遠方的一棵樹”。按照上面的邏輯,更好的翻譯似乎是這樣的:“他好似獨翼的天使,矗立門前,死死盯住遠方的樹”。
這個例子得到不少人的贊同,但也有不只一人反對,理由是“原文里連續(xù)出現(xiàn)的a,原作者應當是有特別用意,要表達孤單的感覺,一律去掉,反而改變了原文的韻味”。這種說法有道理嗎?不好說完全沒有道理。但是嚴格照原文翻譯也有不少讀者反對,理由是過多的“一個”完全不符合中文的表達習慣。
這個問題的根源不在譯者,而在翻譯。畢竟,原文的解釋和想象的權利完全屬于原文讀者,一旦進入翻譯,就必然剝奪一些針對原文的解釋和想象。同樣一段文字,你看來平淡無奇,我覺得微言大義,他認為別有所指。這種分別很微妙,較真就容易吵起來。但是,又沒有絕對的、客觀的對錯標準,因為個人的理解本來就可以不同。所以文藝理論才會說,作品一旦寫成,它就與作者脫鉤,完全存在于讀者的理解和闡釋之中。
魯迅先生寫過:我家院子里有兩棵樹,一棵是棗樹,另一棵也是棗樹。為什么要這么寫?為什么不直接說“兩顆都是棗樹”?這些問題歷來爭論不休,不同人有不同理解。我估計就是魯迅先生再世,未必也能給出大家信服的答案。譯者如果遇到這種句子,無論怎么翻譯,都得不到全部讀者的認同。
一支筆畫不出百樣色彩,這始終無解的難題,是譯者的宿命。
一張口難吃百家飯
“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漢姆雷特”,說的是讀者的理解各異。其實除去讀者的理解,原文涉及的領域也可能包羅萬象。同樣的概念,在一千個領域可能有一千種名稱。不了解領域的行話,給不出“接地氣”的說法,就會給讀者感覺“出戲”、“外行”,這也是譯者面臨的難題。
比如specification,IT領域通常翻譯為“參數(shù)指標”,這是沒有問題的。但涉及到某些工業(yè)領域,就必須搖身一變,行話叫“規(guī)格說明”。具體到軍工系統(tǒng)、武器制造,又得改頭換面,叫做“性能諸元”。如果譯者不了解這些,造出“火炮性能參數(shù)”,或者“軟件系統(tǒng)規(guī)格”,讀者就容易有意見。
再比如range,一般翻譯為“范圍”。但在IT領域,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就要翻譯為“近距離通訊”,進入武器系統(tǒng),short range missle就要翻譯為“短程導彈”,交戰(zhàn)中的in range更是應當翻譯為“進入射程(已在射程內)”。
實際上,在翻譯中類似的講究很多,而且這類講究沒有固定規(guī)章可循,全憑譯者平時留意。
比如-ist,一般說的“xx主義者”沒錯,但涉及到政局便有不同。“議會中的國際主義者和本土主義者各占半數(shù)”就明顯別扭,符合習慣的翻譯是“議會中的國際派和本土派各占半數(shù)”。還有international community,翻譯為“國際社群”會笑掉大牙,約定俗成的翻譯是“國際社會”,雖然community似乎和society一點關系也沒有。
哪個人告訴你-ist翻譯為“派”,哪本書告訴你community翻譯為“社會”?沒有,全靠譯者平時用心,吃百家飯。如果沒吃過百家飯,譯文不自然、不地道就是必然的結果。我之前翻譯《精通正則表達式》就吃過虧。
《精通正則表達式》的作者是美國人,大概美國人都對車很了解,所以原作者在講解“水面下”的正則表達式匹配原理時,大量使用了汽車的例子:打開引擎蓋,這里是分電盤,那里是變速箱……。
可惜,等我能把發(fā)動機艙里的東西都分得清楚,是交稿兩年之后的事情了。在翻譯的時候完全不熟悉車主們的行話,所以transmission到底翻譯為“變速箱”還是“傳動機構”,似乎總說“變速箱”也有點別扭…… 所以今天再看這段譯文,雖然花了不少心思,還是不夠地道。
不但國內有百家飯,國際上也有百家飯。我就見過譯文里出現(xiàn)的“日本外交部長”。沒錯,foreign minister通常的翻譯正是“外交部長”,“日本外交部長”干的確實是“外交部長”的活。但譯者需要知道,在日本這個職位有專門的稱呼,叫“外相”或“外務大臣”。由此類推,日本內閣的Chief Secretary也不是“秘書長”,而是“內閣官房長官”。
百家飯不只關系當下,還涉及歷史。同樣的概念,不同時代的稱呼也不同。麻煩的是,一般詞典并不會涉及“歷史稱呼”,所以更要靠譯者平時留心。比如foreign affairs,如今大家都知道叫“外交事務”,往前倒推一百多年,晚清的說法是“洋務”,再往前幾十年,就得叫“夷務”。不懂得這些,譯文就會顯得跳脫、錯位。
譯者怎么能懂得各種領域的行話?沒有太多好辦法,只能平時自己多留意,把各領域的知識融會貫通起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