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在1918年3 月14日，錢玄同在《中國今后文字問題》一文中就說：
「中國文字，論其字形，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，不便于識，不便于寫；論其字義，則意義含糊，文法極不精密；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(yīng)用，則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詞，一無所有；論其過去之歷史，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為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……
欲使中國不亡，欲使中國民族為20世紀文明之民族，必以廢孔學，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，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，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。
至廢漢文之后，應(yīng)代以何種文字，此固非一人所能論定；玄同之意，則以為當采用文法簡賅，發(fā)音整齊，語根精良之人為的文字Esperanto。
唯Esperanto現(xiàn)在尚在提倡之時，漢語一時亦未能遽爾消滅；此過渡之短時期中，竊謂有一辦法：則用某一種外國文字為國文之補助……
照現(xiàn)在中國學校情形而論，似乎英文已成習慣，則用英文也可；或謂法蘭西為世界文明之先導，當用法文……
從中學起，除國文及本國史地外，其余科目，悉讀西文原書。如此，則舊文字之勢力，既用種種方法力求滅殺，而其毒焰或可大減——既廢文言而用白話，則在普通教育范圍之內(nèi)，斷不必讀什么“古文’發(fā)昏做夢的話……新學問之輸入，又因直用西文原書之故，而其觀念當可正確矣?！?br />
在錢文之前，《新世紀》第四十號已發(fā)表吳稚暉的意見：
「中國文字，遲早必廢。欲為暫時之改良，莫若限制字數(shù)；凡較僻之字，皆棄而不用，有如日本之限制漢文……若為限制行用之字所發(fā)揮不足者，即可攙入萬國新語（即Esperanto）；以便漸攙漸多，將漢文漸廢?！?br />
錢文既刊之后，胡適和陳獨秀立表贊同。
胡適說：
「我以為中國將來應(yīng)該有拼音的文字。但是文言中單音太多，決不能變成拼音文字。所以必須先用白話文字來代替文言的文字，然后把白話的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?！?br />
陳獨秀則說：
「吳先生‘中國文字，遲早必廢’之說，淺人聞之，雖必駭怪；循之進化公例，恐終無可逃，惟僅廢中國文字乎？抑并廢中國言語乎？此二者關(guān)系密切，而性質(zhì)不同之問題也，各國反對廢國文者，皆破滅累世文學為最大理由，然中國文字，既難傳載新事新理，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，廢之誠不足惜……當此過渡時期，惟有先廢漢文，且存漢語，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?！?br />
六十年后重讀這些文章，其幼稚與偏激，令人不能置信。所謂世界語，始終不成氣候，將來可見也難成功。
至于中文，豈是少數(shù)一廂情愿的‘“革命家”所能廢止？
六十年來，中文不但廢止不了，而且隨教育的普及更形普及，近年西方學生來中國學習中文的，更是越來越多。
我國學者和外國的漢學家，對中國古典文學不但肯定其價值，而且加強其評析，并不當它做“腐毒思想之巢窟”。
六十年來，我國的作家一代接一代努力創(chuàng)作，累積下來的成就足以說明，用白話文也可以寫出優(yōu)秀的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評論。
但是六十年前，所謂文學革命的健將，一味鼓吹西化，并未遠矚到這些前景。
1919年2月11日，傅斯年在《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》長文里說：
「近一年來，代死文言而興的白話發(fā)展迅速的很，預計十年以內(nèi)，國語的文學必有小成。稍后此事的，便是拼音文字的制作。我希望這似是而非的象形文字也在十年后入墓?！?br />
傅斯年此文論調(diào)的激烈，和他的那些新派老師是一致的。此文刊出前一個半月，他已發(fā)表了一篇長文，叫做《怎樣做白話文》。
他認為中國白話文學的遺產(chǎn)仍太貧乏，不足借鏡，要把白話文寫好，得有兩個條件。第一就是乞靈于說話，留心聽自己說話，也要留心聽別人怎樣說話。
傅氏說：
「第一流的文章，定然是純粹的語言，沒有絲毫羼雜。任憑我們眼里看進，或者耳里聽進，總起同樣的感想。若是用耳聽或眼看，效果不同，便落在第二流以下去了?！?br />
不過，傅氏立刻指出，語文合一的條件并不充足，因為口語固然有助文章的流利，卻無助文章的組織，也就是說，有助造句，卻無助成章。
所以，要寫“獨到的白話文，超于說話的白話文，有創(chuàng)造精神的白話文”，尚有賴于第二個條件。
這第二個條件，傅氏說：
「就是直用西洋人的款式，文法、詞法、句法、章法、詞技（figure of speech）……一切修詞學上的方法，造成一種超于現(xiàn)在的國語、歐化的國語，因而成就一種歐化國語的文學?！?br />
傅氏又說，理想的白話文應(yīng)該包括：
「1）邏輯的白話文：就是具邏輯的條理，有邏輯的次序，能表現(xiàn)科學思想的白話文。2）哲學的白話文：就是層次極復，結(jié)構(gòu)極密，能容納最深最精思想的白話文。3）美術(shù)的白話文：就是運用匠心做成，善于人人情感的白話文?！?br />
照傅氏的看法，「這三層在西洋文中都早做到了。我們拿西洋文當做榜樣，去摹仿他，正是極適當極簡便的辦法。所以這理想的白話文，竟可說是———歐化的白話文?！?br />
最后，傅氏又說：
「練習作文時，不必自己出題、自己造詞。最好是挑選若干有價值的西洋文學，用直譯的筆法去譯他；徑自用他的字調(diào)、句調(diào)，務(wù)必使他原來的旨趣，一點不失……自己作文章時，徑自用我們讀西文所得，翻譯所得的手段，心里不要忘歐化文學的主義。
務(wù)必使我們作出的文章，和西文近似，有西文的趣味。這樣辦法，自然有失敗的時節(jié)，弄成四不像的白話。但是萬萬不要因為一時的失敗，一條的失敗，丟了我們這歐化文學主義?？傄氡M辦法，融化西文詞調(diào)作為我用?！?br />
傅斯年的這些意見，六十年后看來，自然覺得過分。實際上，新文學運動初期的健將，例皆低估了文言，高估了西文。
胡適在當時，一口咬定“自從三百篇到于今，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兒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，都是白話的，或最近于白話”。
他認為我們愛讀陶淵明的詩，李后主的詞，愛讀杜甫的《石壕吏》、《兵車行》，因為這些全是白話的作品。
但是證以近年來的文學批評，不近于白話的李賀、李商隱，也盡多知音，甚至于韓愈、黃庭堅，也不曾全被冷落。
杜甫的語言，文白雅俚之間的幅度極大，有白如《夜歸》之詩句“峽口驚猿聞一個”和“杖黎不睡誰能那”，也有臨終前艱奧多典的《風疾舟中伏枕書懷》那樣的作品。年輕一代的學者評析杜詩，最感興趣的反而是《秋興八首》那一組七律。
新文學的先鋒人物對舊文學那么痛恨，自有其歷史背景，心理的反應(yīng)該是很自然的。
前面引述的幾篇文章，大都發(fā)表于1918年，與廢科舉（光緒三十一年，公元1905年）相距不過十三年，科舉的桎梏猶有余悸。
年事較長的一輩，如梁啟超、吳稚暉、蔡元培、陳獨秀等，且都中過舉，具有親身經(jīng)驗。
所謂八股文，所謂桐城謬種選學妖孽，對他們說來，正是吞吐已久的文學氣候。
我們不要忘了，曾國藩死的那年，吳稚暉已經(jīng)七歲，很可能已經(jīng)在讀桐城派的古文了。
曾國藩說：
“古文無施不宜，但不宜說理耳”，乃被錢玄同抓到把柄。
當時的軋記小說多為聊齋末流，正如胡適所嘲，總不外如下的公式：
「某地某生，游某地，眷某妓。情好綦篤，遂訂白頭之約……而大婦妒甚，不能相容，女抑郁以死……生撫尸一慟幾絕?！?br />
林琴南譯小說，把“女兒懷了孕，母親為她打胎”的意思寫成了“其女珠，其母下之”，一時傳為笑柄。這些情形，正是新文學先鋒人物反文言的歷史背景。
不過胡適、博斯年等人畢竟舊學深邃，才能痛陳文言末流之種種弊病。他們自己動筆寫起文言來，還是不含糊的。
以傅斯年為例，他最初發(fā)表《文學革新申議》和《文言合一草議》，是用文言，到了發(fā)表《怎樣做白話文》時，就改寫白話了。
一個人有了傅斯年這么深厚的中文根底，無論怎么存心西化，大致總能“西而化之”，不至于畫虎類犬，陷于“西而不化”之境。
1950年，孟真先生歿前數(shù)月，傳來蕭伯納逝世的消息，他一時興感，寫了三千多字的一篇悼文《我對蕭伯納的看法》，刊在《自由中國》半月刊上。
文中對那位“滑稽之雄”頗有貶詞，但是令我讀之再三而低回不已的，卻是那簡潔有力的白話文。
足見真通中文的人，體魄健全，內(nèi)力深厚，所以西化得起。西化不起，西而不化的人，往往中文原就欠通。
今日大學生筆下的中文，已經(jīng)夠西化的了，西化且已過頭，他們所需要的，便是“華化”。
